“杰西卡一直坚信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对法律体系的信仰是绝对、明确、不可动摇的。而现在，她的内心必须被彻底撼动，让她猛然意识到，她职业生涯中所信赖的一切按天配资交易，如今都可以被操控，用来保护她的儿子。”
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陈荃新
责任编辑｜李慕琰
▲《非穷尽列举》剧照。（资料图）
“去他的父权制！”
《非穷尽列举》的开场，在一段劲爆的摇滚乐鼓点、吉他扫弦中，裴淳华饰演的法官杰西卡戴着假发，身着法袍，摆出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·默克里式的姿势，举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宣告道。背后闪耀着的是她所在的法院徽章，象征着权威、公正与不容置疑。
然而，随着剧情的推演，我们发现，在法庭之外，杰西卡的生活更加复杂、模糊和晦暗。
《非穷尽列举》由英国国家剧院剧场推出，可被看作是去年在国内上映的《初步举证》的姊妹篇。两者讲述的故事基于同样的法律背景，并互为镜像和补充：强奸罪案件的审理中，证据很难收集，受害人也可能因心理创伤而证词不连贯，这让最终的判决格外困难。
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深谙于此，在《初步举证》中，朱迪·科默饰演的律师帮助客户洗脱强奸罪指控，直到她遭遇了强奸；而在《非穷尽列举》中，法官杰西卡尽量在自己的法庭上保护女方的权利与尊严，直到她的儿子被指控强奸罪。
2026年3月8日，《非穷尽列举》的高清舞台影像在国内公映，目前豆瓣评分达9.2分。
在3月8日《非穷尽列举》的映后谈上，《初步举证》《非穷尽列举》的编剧苏茜·米勒谈及两部作品的关联：前者是她想要对女儿说的话，希望破除女性的受害者有罪论；后者让她想到儿子，青少年男性在成长过程中，亟须一个能够与之对话、树立良好榜样的模范男性。
01
当一个女性主义者成了“男宝妈”
舞台渐暗，聚光灯打在杰西卡身上。这是一场有关强奸罪的案件庭审现场。在辩方律师对被害女性进行交叉询问时，杰西卡立刻阻止了律师带有攻击性的提问，“我知道，这里不是道德法庭，但我会尽力让法庭，至少我的法庭，更加的人性”。
然而，当灯光亮起时，观众才发现，整场戏的舞台布景是杰西卡家中的厨房。杰西卡的儿子哈里在庭审中途打来八个电话，慌张地说自己的一件衬衫不见了。
《非穷尽列举》的剧名“Inter Alia”来自拉丁语，通常用于法律语境，英文含义为“among other things”，意思是除此之外、其中包括。杰西卡是一名法官、一位女性主义者、其他女性律师的前辈与榜样，也是一名律师的妻子、一个高中男生的母亲。她还有一个小小的“罪恶的快乐”——卡拉OK爱好者。每一种身份都构成了她的其他身份背景，也构成了使其中任何一个身份达到完美的阻碍。
在哈里小时候，杰西卡需要边和同事电话沟通边陪他玩，一个不留神，哈里不见了。杰西卡的脑海里闪过无数种可能性：他失踪了，他可能被绑架了，他可能会被性侵。她开始自责：什么样的妈妈会把自己的孩子弄丢？其他母亲眼中透露出怜悯和恐惧，并抓紧自己孩子的手……树林中闪过一个身影，杰西卡立刻跑了过去：原来哈里是去追一只松鼠了。
这时按天配资交易，杰西卡突然想起，那通工作电话还没挂呢！
哈里将衣服随意扔在地上，杰西卡默默捡起；当杰西卡听说朋友需要和女儿讨论月经、血块时，她会庆幸“好在我生的是儿子”；当哈里在派对上对他的儿时玩伴艾米实施了强奸、被指控强奸罪时，杰西卡甚至最初以为哈里又遭受了霸凌。
在法庭上，杰西卡锋利、机敏、游刃有余，可是在家庭生活的许多时候，杰西卡笨拙、紧绷甚至谄媚。她的这些尴尬时刻让坐在剧院、影院的观众们不时传来笑声，而笑声的背后则透露着困惑：为了家庭，女性是否会抛弃她曾经的信念？
对于杰西卡这样的女性，如今有很多并不善意的词汇称呼她，比如“婚驴”“男宝妈”。社交媒体上，经常有女性因结婚生子而被质疑变得不那么“女性主义”。相反，许多男性婚育后并不会影响事业，反而会因为新增的身份而获得更多的关注。
这样的话语固然带着反叛的色彩，但它忽略了更广泛女性的生活现状：她们想做得更好，却又必须在工作与家庭的缝隙之间生存。更重要的是，选择与一些女性“割席”让我们无法去追问那个核心的问题：究竟是谁造成了女性如今的处境？
▲英国演员裴淳华饰演主人公杰西卡。（资料图）
02
“当一个法官之前，先当一个妈妈”？
比起《初步举证》中朱迪·科默完成了109分钟的独角戏，《非穷尽列举》中出现了丈夫和儿子的角色，这也将更复杂的性别议题带出水面：如果我们认同既定的性别秩序需要被改变，那么男性该做些什么？
和杰西卡一样，丈夫迈克尔也是一名律师。杰西卡比他更早当上皇家大律师；他们一起竞选法官，最后杰西卡获得了这个职位。当上法官后，杰西卡却必须刻意降低身份，照顾落选的丈夫的自尊心。她操持着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，为家中派对列出一长串购物清单，而她的丈夫只需要练习派对曲目和买一份奶酪（还是点的外卖）。她甚至主动向迈克尔提出自己“不配”当这个法官，“他们可能只是为了给女性更多的职业机会”，而迈克尔认同了。
在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社会学者韦斯特和齐默曼就曾提出“做性别（doing gender）”理论。家务劳动的分工通常被认为与收入相关，谁“在外面”赚得多一些（通常这个人被认为是男性），谁在家就承担得少一些。但是，他们的研究发现，当女性赚得比男人多、社会地位比男人高时，性别分工不但没有扭转，而且加剧。这是由于男性在家务上的更多参与会被视作“女性化”，这威胁了男性的性别身份。因此，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家务，来维持社会和文化的性别规范。
即使是杰西卡这样的手握一定权力的女性，也不得不在日常生活的无数微小时刻，对既有的性别关系和秩序妥协、让步，不情愿地遵从。
丈夫对儿子的关照更是缺失的。当哈里受到校园霸凌、手臂骨折时，丈夫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医院，而是打电话让杰西卡去照顾哈里；哈里实施了强奸后，杰西卡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异常，可丈夫却指责她过于歇斯底里。
“我为什么成了哈里的第一责任人？”当杰西卡对迈克尔提出质疑时，迈克尔却说，“我以为他更想让妈妈陪着他。”
这样的结果是，当孩子出现问题时，母亲也总是第一个被指责的对象，“是她教育得不好”。在一名男性被判处强奸罪的庭审现场，杰西卡听到一声尖叫。“不用转过去都知道，是他的母亲发出的。”杰西卡说道，“又一个女性在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。”后来，当杰西卡面临相似的处境时，外界对她做母亲能力的质疑升级为对她做法官能力的质疑，甚至怀疑她在此前强奸案的审理中是否公正。
在杰西卡意识到自己的儿子真是一名强奸犯时，迈克尔对杰西卡吼道，“当一个法官之前，你先当一个妈妈吧！”这也让杰西卡在最后与哈里的谈话中，希望哈里不要去投案。
可谁又对迈克尔吼出过“当一个律师之前，你先当一个爸爸”呢？
▲2026年3月8日，《非穷尽列举》的高清舞台影像在中国公映。（资料图）
03
儿子投案，一切就结束了吗？
和普遍想象中的强奸犯不同，哈里在成长过程中并不缺少性教育——至少并不缺少来自母亲的性教育。
在哈里儿时，杰西卡就告诉他，如果身上任何不愿被触碰的部位被摸，都要大声喊出来。哈里青春期时，杰西卡无意撞见他在偷偷看什么视频，她急忙对儿子解释，色情片里哪些是不真实的、什么是性同意——“only yes means yes”。最终，她说服哈里给她看电脑，哈里说，“其实我在看《使命召唤》游戏视频，你一直不让我玩”。
哈里并不符合传统的男性气概。他个头比同年龄的男孩要小，因此遭受过霸凌；他不擅长体育运动，这违背了迈克尔对他的期待；他敏感、脆弱，这也让杰西卡一直担心，他是被性侵的那一个。
可当杰西卡打开哈里的电脑时，他看见的是另一个世界：暴力的色情视频；哈里所在的群里，男性分享着女性的色情照片并对女性身体进行评点，哈里正是其中之一。
“我跟艾米发生关系，只是因为她刚好在那罢了。大家都是这么干的！”当哈里对杰西卡坦白时，他大喊道，“妈妈，你相信的那些什么要敏感、与人为善，可我才是唯一在那的人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！”
上野千鹤子在其著名的《厌女》中指出，男性经常要加入一种“男性同盟”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，而这个同盟的形成正是基于侮辱、贬低女性以及一切不够男子气概的人。
对于不够有“男人味”、不被欢迎的哈里而言，若想融入这个男性群体，方式就必须更加激烈残忍。他和艾米进入房间时，男生们喊着“上啊”，这或许是哈里接近“幸福”的时刻——不是因为和“喜欢”的女孩发生关系而幸福，而是因为终于被男性群体认可而“幸福”。
判处强奸案的既有法律程序也对哈里十分有利。由于直接人证物证的缺失，只要哈里坚称艾米同意了，陪审团就无法判他有罪。可对于艾米而言，将衬衫说成T恤都会被视作撒谎，被一个笑话逗笑则成为同意发生性关系的信号。迈克尔则寻找着艾米撒谎的理由：她喝醉了，她的前男友讨厌哈里。在杰西卡指出这些都是有关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时，迈克尔说，“但刻板印象也多少来自事实吧”。
相比整个故事，影片的结局似乎过于美好：前期不断对父母隐瞒事实的儿子，居然选择了主动去警局投案。杰西卡选择陪同，可还未被完全讲述的是杰西卡内心的撕裂。可以预料，前路坎坷，她的判案能力会继续被外界质疑，她与丈夫不会回到从前，她又如何面对那些曾经的女性朋友呢？
在2月于上海举办的《非穷尽列举》点映场映后谈中，主持人周轶君对裴淳华提问道：“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做一个妈妈，还是做一个法官？”
“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：杰西卡一直坚信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对法律体系的信仰是绝对、明确、不可动摇的。而现在，她的内心必须被彻底撼动，让她猛然意识到，她职业生涯中所信赖的一切，如今都可以被操控，用来保护她的儿子。”裴淳华回答，“这对她来说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。对我而言，让杰西卡走到这一步非常关键。苏茜·米勒也认同这一点。于是我们还需要她的儿子——下一代人来告诉她，你错了，并把她拉回原本的自己。”
结尾时，杰西卡遇到了儿时的艾米，杰西卡对她说，“我好像彻底迷路了”。开头“去他的父权制！”宣言与之两相对照，正是杰西卡所持理想与所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。在一个旧世界里，维持全然的新并不容易，那么，我们是否愿意看见女性内心撕裂的痛苦、亦新亦旧的挣扎，是否可以像允许一个男孩犯错那样允许一个女性踟蹰、犯错、成长？
与此同时，为了养育性别平等的下一代，杰西卡已经做得够多，甚至太多了：她对家务分工提出过抗议，她反复教育过哈里要尊重女性。然而，这还不够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像要求一个女性那样要求男性承担家庭和育儿的责任，并像要求女性成为女性主义者那样要求男性真正地做到性别平等？
这时，耳边又响起《初步举证》的那句台词：一些事情必须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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