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云南配资，作为“明亮时刻——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”系列活动之一，“潜入文学之蓝——‘蓝色东欧轻读系列’发布会”在阿那亚·九龙湖旧礼堂举行。
作为花城出版社的标杆译介项目，“蓝色东欧”丛书早已是无数读者了解中东欧文学的重要窗口。全新“蓝色东欧”，以更轻盈的篇幅、更贴近日常阅读的形态亮相，将这片文学沃土上的经典小说作品、随笔与诗歌送到更多读者面前。
本次发布会由资深书评人萧轶担任主持，丛书主编高兴、资深翻译家余泽民亲临现场，共同回望“蓝色东欧”十余年的译介历程，与读者一同潜入那片深邃又动人的文学之蓝。
重新发现东欧文学
谈及“蓝色东欧”的缘起，高兴将故事带回十多年前的一次高原相遇。彼时，他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，与时任《花城》杂志主编朱燕玲相识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谈话间不约而同地聊起东欧文学，一项持续至今的文学出版计划由此萌芽。
在高兴看来，中国读者对东欧文学的认识，长期以来存在一定的局限。提起东欧文学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《绞刑架上的报告》以及与革命历史相关的文学作品。这些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却远远不能代表它的全部。
“我们就决定为中国读者尽我们的绵薄之力，呈现一个更加全面、更加客观、更加宽广的东欧文学。”高兴说。
“蓝色东欧”的命名，正是希望在读者熟悉的“红色经典”之外，打开一片更广阔的文学空间。高兴回忆，团队最终从流经多个东欧国家的多瑙河，以及那首举世闻名的《蓝色多瑙河》中获得灵感。“蓝色”既有自然与艺术的诗意，也寄托着对这片文学土地更加多元、深邃的想象。
从最初的构想到正式出版，“蓝色东欧”走过了十余年。其间，花城出版社持续投入版权引进、翻译和编辑工作，陆续推出70余种中东欧文学作品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译介到中国的作品。诗歌、小说、随笔等不同文体相互交织，一批在国际文学版图上有着重要地位，却尚未被中国读者充分认识的作家，得以进入国内阅读视野。
此次推出的“蓝色东欧轻读系列”，则是在既有出版成果基础上的一次重新梳理与呈现，希望以更加轻盈、精致、年轻的面貌，让这套丛书走近更多读者。首辑从此前出版的“蓝色东欧”作品中重新遴选，兼顾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不同文体，并以不同颜色区分题材，让读者获得更加直观的阅读体验。
更要发现被忽略的好作家
首辑作品的遴选，也是此次发布会讨论的重点之一。高兴介绍，该系列在选书时不仅考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，也需要综合版权、出版条件和不同文体的搭配。相比单纯按照国际文学奖项的知名度筛选作家，“蓝色东欧”更看重主动发现的价值。
波兰诗人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。高兴特别提到，扎加耶夫斯基与广州有着一段文学缘分。他曾获得黄礼孩创办的“诗歌与人”国际诗歌奖，并携夫人来到广州，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周。此后，他在诗歌和文章中多次提及广州与花城，也与黄礼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在高兴看来，扎加耶夫斯基不仅是米沃什之后波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，其散文和随笔同样具有独特的魅力。他的诗句“我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”，曾在美国“9·11”事件后给许多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。这种在破碎与不完满中仍然寻找光亮的能力，也构成了其作品打动世界读者的重要力量。
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是捷克文学家卡雷尔·恰佩克。英语中的“robot”（机器人）一词，正是源自他的戏剧《罗素姆万能机器人》。高兴认为，恰佩克是捷克现代文学的重要开拓者，其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，也体现了作家对科技、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。
从个人记忆抵达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
作为长期生活在匈牙利的翻译家，余泽民对“蓝色东欧”有着另一种切身的情感。
他回忆，自己与高兴同样是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相识。在此之前，他长期独自生活在匈牙利，从事翻译工作，与国内文学界的联系并不多。通过“蓝色东欧”，他逐渐与国内的世界文学研究者、编辑和翻译同行建立起紧密联系，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让余泽民尤其认同的，是这套丛书不拘泥于国际文学奖项，而是愿意主动寻找那些尚未进入世界文学聚光灯，却拥有优秀作品的作家。
余泽民以匈牙利作家萨博·玛格达为例，他曾翻译她的《鹿》《壁画》等作品，作品通过女性经验与家族故事，呈现时代转变中的个人命运。
另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家马利亚什·贝拉，则完全是一次个人阅读中的发现。余泽民回忆，有一次在书店偶然买下一本短篇小说集，读了其中几页，便被作品强烈的文学力量所震撼。后来，他将其译介到中国，这部作品就是《垃圾日》。马利亚什·贝拉来到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后，获得了不少读者和媒体的关注。在广州街头，余泽民陪同他散步时，对方曾开玩笑说：“你在中国给我放了这么大的一场烟火。”这句话让余泽民颇为感动。
在他看来，翻译和出版的意义，不仅是把已经被世界认识的作家带到中国，更是通过译者自身的阅读经验与判断，让那些被忽略的优秀作品获得新的生命。
谈及中东欧文学的特点，余泽民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两个鲜明的感受。
首先，是作家对语言原创性的执着。他提到，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曾说，匈牙利作家并不追求作品的可译性。这句话令他印象深刻。在他接触的许多中东欧作家那里，语言并非仅仅服务于故事情节，而是文学创作本身的重要追求。有的作家使用极为复杂、绵长的句子，有的则以极短的句子构建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对于译者而言，这些作品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，但也恰恰体现了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坚持。
其次，是对记忆的整理。余泽民认为，许多中东欧作家并不满足于记录个人生活，而是试图通过个体经验抵达更广阔的集体记忆。
无论是赫拉巴尔笔下的时代经历，还是凯尔泰斯对奥斯维辛记忆的书写，抑或马利亚什·贝拉对历史变迁中边缘群体的关注，都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经验的呈现，更指向一个时代、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共同命运。
“他们都是通过个人的记忆，去完成集体的记忆。”余泽民认为，这也是中东欧文学尤其值得中国读者关注的地方。
从十余年前的“蓝色东欧”到今天的轻读系列，花城出版社始终在尝试拓展中国读者与中东欧文学之间的连接。此次推出的轻读系列，不仅是出版形态的一次更新，也延续了这套丛书最初的出版初心：不以既有的文学名声划定阅读边界，而是以开放的眼光发现作品，以翻译搭建跨越文化的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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